术语“对抗疗法”（allopathic medicine）让掌控医疗体系的权力机构感到不安。例如，在线公共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含糊其辞地写道：“对抗疗法，或称西医，是一种古老且带有贬义的标签，最初由 19 世纪的顺势疗法医师用来描述‘英雄疗法’，即现代循证医学的前身。”《韦氏词典》在这场公共误导中助纣为虐，偏离了该词原本的定义。这在词典对“对抗疗法”词条近年来的变化中清晰可见：
2022 年 5 月：“一种旨在通过使用产生与所治疾病不同或不相容效果的疗法（如药物或手术）来对抗疾病的医学实践体系。”
2022 年 11 月：“一种强调诊断和治疗疾病，使用常规循证疗法（如药物或手术）的医学实践体系。”
除了试图掩盖其本质之外，对抗疗法还长期以来通过操控疾病分类来实现其目的。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病原体理论”症候群（综合症）的发明。症候群通常是一组松散的症状集合，原因常常模糊不清或未知。有时，某些症候群会向公众公布，但因种种原因并未得到认同，最终被弃置于历史档案之中。其中一个例子是曾尝试基于一系列及其多样的胃肠道症状来创造的新症候群。该症候群声称只影响同性恋男性，因此被命名为“同性恋肠道综合症”。这种荒谬的诊断表明，通过瞄准特定群体，可以凭空发明新诊断，并进而推销新颖且不必要的治疗。
不幸的是，许多发明出来的症候群（和疾病）却被大众接受，进而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事实上，这种流行病学方法也被用来围绕传染概念构造虚假“证据”。在现实实验中多次未能通过自然途径证明“病原体”传播疾病，早已应当终结“传染性”疾病的概念。然而，这些不利的科学证据却大多被忽视，而伪科学（以及营销手段）被用来维系传染观念的存在。
正如本书将揭示的，对抗疗法是一种“疾病”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病症”可能带来痛苦，也可能不带来任何实际不适的体系。如前所述，对抗疗法通过改变疾病定义来操控所谓的病例数量，以实现其自身目的。这些疾病模型受到了传统上受益于病原体理论的既得利益群体（如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欢迎。本质上，虚构的疾病是由医疗-制药行业创造的，目的是获取实际的利润，与改善健康毫无关系。1 正如哲学家伊万·伊里奇在 1975 年出版的《医疗复仇》一书中警告的那样，这一过程可以称为“生活的医疗化”。
近几十年来，目标人群不断扩大，显然我们所有人现在都面临新的传染病风险。此外，我们不断被告知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此类疾病袭来。尽管大众媒体和科技巨头的营销活动可能让大部分人相信了这种恐惧叙事，但支持这些说法的科学证据却令人震惊地缺乏。所谓的“科学”通常可以忽略，因为它不包含任何基于科学方法得出的发现。2021 年 11 月28日，安东尼·福奇博士声称自己“代表科学”这一言论清楚地总结了现状：科学被重新包装成了别的东西。福奇博士从 1984 年到 2022 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是推动“疫情”观念的关键人物。这个职业官员在 2017 年似乎先见之明地表示：“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将面临意外的传染病暴发。”果不其然，新冠“如约而至”，成为了这个“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