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萨曼莎·贝利博士发表于《堪培拉日报》（Canberra Daily）的文章：The Healthcare Ho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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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它的组织方式并不是为了服务人类健康，而是为了维持自身作为一个机构的存在。它让更多的人生病，而非治愈他们。”
——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
几千年来，医生们一直在犯错误，有时候治疗甚至比疾病本身更糟。然而，情况在19世纪末急剧恶化，因为我们如今所知的现代医疗体系开始形成。尤其是，药物的大规模供应让整个社会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大多数人却对此毫无察觉。
或许有人会反驳，认为医学-制药体系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福祉。他们可能会说：“我们的平均寿命大幅延长，各种健康指标显著改善，这些难道不是医疗干预的功劳吗？”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医学措施对整体人口带来了净收益。正如我们之前所确定的：
“20世纪被吹捧的医学成就，如疫苗和抗生素，并不是健康状况和寿命提升的真正原因……这些改善实际上来自营养、卫生和生活环境的优化——换句话说，是‘环境’决定了健康。”
当然，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经验丰富的医生执行挽救生命或肢体的手术，或者使用“合成”胰岛素来治疗I型糖尿病。然而，这类医疗干预仅占医疗体系运作的一小部分。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体系的核心业务是选择性手术、不断扩大的各类检测，以及向整个社会推广和分发药物。这是一个市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而如今，它的主要目标已从服务人类健康转变为维持自身的生存。
作为曾在该体系内部工作的人，我可以作证，这并不是医生们有意集体参与一场巨大的骗局。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受过多年严格训练的医生，大多数也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医疗机构灌输了一套严重误导的信息。老实说，我自己曾经也被那些看似权威、实则毫无根据的医学主张所欺骗，因为这些观念在医学界被反复传授，几乎被当作不可动摇的“事实”。
不幸的是，很多人往往只有在亲人因医疗干预去世，或自己因治疗而受害时，才会开始意识到医疗体系的危害。我最近采访了麻醉科医生利·威洛比（Dr. Leigh Willoughby），她在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了威胁生命的血栓，这次经历让她彻底醒悟，意识到所谓的新冠疫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恐慌宣传骗局。然而，更令她震惊的是，她的同事们竟然不愿承认她遭受了疫苗伤害。
更雪上加霜的是，当威洛比医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后，医疗监管机构竟然对她展开了一场“调查”。就像我的先生马克·贝利博士（Dr. Mark Bailey）和我一样，威洛比医生选择不与医学委员会合作，并主动将自己的名字从医生注册名单中移除。正如我之前撰文指出的那样，持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并不被允许公开发表与医疗行业（以及政府）主流叙事相悖的言论。
现代医疗体系被“权威机构”严密把控，并包装成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健康护理”计划。对许多人来说，医疗干预从生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包括一系列不必要的血液检测和疫苗注射。正如汤姆·考恩博士（Dr. Tom Cowan）最近所说：
“对一个本来健康的孩子来说，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就是儿科医生的诊所。你更有可能因为去看儿科医生或家庭医生而受到伤害，或者经历不良反应和医疗事故，而不是因为其他任何事情。”
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医疗体系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感。他们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随着年龄增长，被诊断出各种疾病是“正常”的，而这些疾病往往“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来控制。这些健康问题通常被归咎于衰老、“有害”病原体、基因缺陷，或者单纯的“运气不好”——换句话说，它们被归因于人们无法掌控的因素。
这种叙事的悲剧在于，它让个人变成了医疗体系的被动参与者，而该体系正是依靠人们持续的病痛来获利。事实上，最具破坏性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医疗干预本身，而是大众对这个体系的盲目信任。正如伊万·伊利奇在他1975年的著作 《医疗复仇》（Medical Nemesis）中所指出的：
“比起医生强加给病人的各种治疗，真正造成更大健康损害的，是人们相信自己无法在没有现代医学的帮助下应对疾病。”
现代医疗体系本质上只是一个“修补”机制，最适用于那些真正的紧急情况或严重外伤。除此之外，它并不是通往真正健康与福祉的道路，反而是导致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崩溃的催化剂。真正的健康之道，远比依赖药物和手术简单得多，那就是遵循古老的智慧，正确思考，正确生活。学会成为自己的医生，才是真正能拯救自己生命的重要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