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萨曼莎·贝利博士发表于《堪培拉日报》（Canberra Daily）的文章：Test and kill: “Bird Flu” comes to Australasia
原文链接
今年，有报道称在澳大利亚多个州的家禽养殖场中检测出了“高致病性禽流感”。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说法，“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领地的所有受感染场所都已清空。” 换句话说，这些设施内进行了大规模扑杀。
“禽流感”引发的恐慌迟早会蔓延到新西兰，果然，本月早些时候它登上了新闻头条。在几个家禽养殖场推广了一种所谓“病毒”的检测方法，部分结果呈阳性。随之而来的反应是：奥塔哥地区的一个农场共计 16 万只鸡被扑杀。
虽然“禽流感”在大洋洲相对较新，但在欧洲和北美早已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的书《病毒狂热》（Virus Mania）最早由我的德国合著者于 2007 年出版，书中警告称，诸如 PCR 之类的新“检测”方法被用来制造新疾病暴发的假象。近几十年来，少量阳性检测结果被用作借口，导致数亿只鸟类被扑杀。这个骗局让人误以为所有被扑杀的鸟类都是“感染者”或有感染风险，但事实并未得到证明。
没有人否认鸟类会生病，但正如人类一样，疾病的发生有多种原因。然而，当一种检测方法被引入并伴随着病毒猎手的到来时，疫情的假象就可能被制造出来。这种现象此前已在我为《堪培拉日报》撰写的文章《为疫情产业制造数字》中有所阐述：
即使在医学界，“病例”也并不等同于临床诊断或疾病。通常，临床诊断是基于症状（患者报告的情况）、体征（临床医生检测到的身体表现），有时也会基于实验室检测结果。病例的定义在狭义上可以表示“疾病实例”，但在更广义的流行病学意义上，仅仅意味着“将个人归类为病例的标准”。换句话说，是发明者想让它成为的任何东西。
大多数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是“禽流感”是一种具体的病症。然而，新西兰生物安全部门（Biosecurity NZ）提醒我们，这种病可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症状，包括突然死亡、虚弱、呼吸困难、腹泻、食欲减退或产蛋量异常下降。任何养过家禽的人都会知道，这些问题并不新鲜，而且通常很难确定其确切原因。总体而言，鸟类对环境毒性非常敏感——因此才有了历史上用“矿井中的金丝雀”作为预警的做法。
这些所谓疫情暴发的另一个问题是集约化养殖方式。奥塔哥的养殖场被认为是“散养”的，因为鸡只可以进入户外活动区域。然而，每个棚舍约有 4 万只鸡，这样的环境下，“散养”这一宽松定义所带来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散养”鸡通常也会接受诸如抗生素和疫苗等药物。
“禽流感”神话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病毒可能传播到人类的说法。正如我们在《病毒狂热》中所报道的那样，所谓的“H5N1 毒株”据称在 2005 年有可能导致多达 1.5 亿人死亡。
当时，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研究所（Friedrich Loeffler Institute）声称有证据表明这种“高度传染性”和致病性病毒的存在。然而，我的合著者托斯滕·恩格尔布雷希特（Torsten Engelbrecht）在 2006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了缺乏此类证据的真相：所谓的“病毒”是基于检测到的基因序列，而病例数量则依赖于衍生的 PCR 检测结果。
二十年过去了，情况依旧没有改变。今年五月，我的同事克里斯汀·梅西（Christine Massey）被误邀参加了由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Theresa Tam）主持的线上 H5N1 圆桌会议。这次会议再次让我们有机会揭露荒谬的“禽流感”故事是如何被准备好向公众宣传的。我的先生马克·贝利博士（Dr. Mark Bailey）最近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详细解释了这些伪疫情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让公众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错误科学。正如马克和我在最新的书《最后的疫情》（The Final Pandemic）中所警告的：
人类正面临流行病的袭击，但其原因并非主流媒体所描述的那样。这本书深入探讨了如新冠等所谓“传染性”疾病爆发的说法，试图揭示这些疾病究竟是什么，或许更重要的是，揭示它们并非是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来自自然环境（或实验室）的病原体在攻击我们，这种信念引导大众接受封锁、民权受限、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审查，以及越来越多的疫苗。然而，一旦揭开这些流行病的科学根基，并理解“病例”如何被创造出来，“流行病”再也不可能被以相同的方式看待。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会减缓，无论它们是与人类还是动物有关。表面上，这一切似乎是为了公众健康，但实际上，受益最多的是不断扩张的疫情产业。我们之所以将这本书命名为《最后的疫情》，是因为决定是否继续参与这些丑闻的人是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