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所谓的疫情早期阶段，往往会推出“吹哨人”这一角色。此类人物通常因试图向世界警示新疾病而广受赞誉，然而随后他们往往因遭遇审查甚至死于自己所警告的疾病而获得更大的关注。如果这位媒体推崇的“吹哨人”恰好是医生，故事的传播力度就会更强。2003 年在所谓的“SARS”疫情期间，这一角色由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扮演。他被广泛认为是 SARS 的发现者，正如维基百科所述，“不久之后，他自己也感染上了该病并去世。”然而，这一说法并未附有参考资料，而《病毒狂热》一书揭露道，乌尔巴尼的死因甚至没有得到适当调查：
2020 年 3 月底，意大利报纸《Corriere Adriatico》回顾了医生卡洛·乌尔巴尼的故事，他在 2003 年 3 月 29 日创造了“SARS”一词，不久后便去世。该报道标题为：“SARS 医生卡洛·乌尔巴尼的妻子：‘他的教训对全世界有用，但只有一半人理解了’。”其实，世人并未真正领会其教训，而这一教训当然与乌尔巴尼妻子的意思不同。真正的教训在于，大家不应盲目信任少数被推崇的病毒学家，也不应让病毒成为疾病病因研究的唯一视角。
2020 年，当新冠（即“SARS-2”）初步被推广时，有一个极为相似的故事。这次的主角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参见本书序言中的“第一天”时间线）。他的死亡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例如 2020 年 2 月 7 日澳大利亚的 ABC 新闻报道称：
“武汉医院表示，一名因揭发新冠疫情而遭到警方训诫的中国医生已死于该病毒，早前关于他死亡和抢救的报道引发混乱……李医生称自己在 1 月 20 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发现多名患者出现类似于致命 SARS 疫情的病毒症状后，李医生给医务人员发出信息，建议他们佩戴口罩和防护措施以避免感染。”
李医生当时仅 34 岁，且未被报道存在明显的基础健康问题，因此这是一例极为罕见的“病例”。虽然本书将解释为何没有“传染病”大流行的证据，但即使真有这种大流行，为什么李医生会成为受害者？2020 年 10 月，世卫组织的《公报》研究估计，70 岁以下人群的新冠感染死亡率为 0.05%。而在 40 岁以下的所谓新冠病例中，死亡率远低于此数字。即便根据他们自身的统计，他也不属于高危人群。
ABC 新闻进一步报道称，“中国被指责压制了关于冠状病毒的信息，”但讽刺的是，他们在网页上链接到了中国政府媒体《人民日报》的 Twitter 账号。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并未在推广“疫情”和“新型冠状病毒”上有所隐瞒，而是将李医生的死讯传遍全球。另一家中国政府支持的平台《环球时报》小报也将李医生描述为一位被“当地警方训诫”的“吹哨人”。然而，随后的报道中该文章提到，“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顶级流行病学家在最近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应该高度赞扬这些吹哨人。”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民众被引导认为中国在掩盖疫情，中国政府实际上在公之于众的新冠戏码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包括使用“实验室泄漏”和“掩盖”策略。
确实，纽约市的居民显然对所谓的掩盖尝试非常了解，并在李医生去世后数日内就在中央公园为他举办了追悼会。《纽约客》在 2020 年 2 月 11 日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标题为“试图警告中国冠状病毒的医生”。文章描述道：
数百万居民找到独自悼念李医生的方式：一些人从高层公寓呼喊他的名字，形成一首悲哀的“圣歌”；一些人开车缓慢穿行于空旷的街道，打开双闪灯。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的研究生梅琪琪在周四看到新闻后痛哭了半小时，立即将她的微信头像换成了黑丝带。
文章还引用了几位认为言论自由可能会被压制的人，他们担心那些强调新冠严重性的人可能面临风险！如同卡洛·乌尔巴尼一样，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知是什么导致了李文亮医生的死亡，因为公众所能获取的只有这些边缘性的报道。显而易见的是，主流企业媒体平台和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积极推广了这个致命的疫情叙述。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质疑疫情叙述科学依据的人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从 2020 年初开始，我们遭遇了“事实核查”文章、诋毁性报道、平台封禁、影子封锁和起诉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