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当局利用人畜共患的故事情节，以“生物安全”和“边境保护”的名义从公民那里榨取大量资金，借“监管”公民消费行为的幌子来偏袒既得利益者。此外，他们经常以公共安全为借口，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并大规模屠杀家畜。正如《病毒狂热》一书中关于 2003 年荷兰所谓的“禽流感”所述：
数十个在事发前几天从荷兰运送鸡只或饲料的农场被正式列入观察名单。随即，官方便开始通过间接测试程序寻找病毒——结果不出所料！就在第二天，便宣布发现了一种高度致病性的 H7N7 型病毒。德国疫苗出版物《Impf-Report》的编辑汉斯·托尔津（Hans Tolzin）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分析，他说：“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荷兰有 2600 万只鸡，比利时约 250 万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约 10 万只被二氧化碳毒气处死，或被注射致死剂、电击或手工屠宰”……但这种所谓 H7N7 病毒的存在——甚至是其危险性——同样从未得到证实。
这种极其荒谬的做法要么是故意的，要么是出于无知，但不可能两者都是。到 2022 年，美国家禽业又发生了更多大规模屠杀。《卫报》报道称，“这种被称为禽流感的疾病在今年横扫欧洲和美国，美国已经扑杀了 3800 万只禽鸟。”这又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通过使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过程检测鸟类喉部样本，利用统计学创造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PCR 仅仅是放大短序列的遗传物质，并不能证明任何“病毒”的存在，更不用说“高致病性”病毒了。“阳性”结果的判定是根据人为设定的标准，但这并不等同于疾病诊断。通常，PCR“测试”套件仅提供关于这些套件如何可靠地检测特定基因序列的信息，却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其可以检测任何特定疾病。因此，这些“流感爆发”不过是测试推出后获得的一些阳性结果罢了。
当然有些鸟确实会生病，但科学上还未证实是微生物导致它们生病，或者存在传染性因素。就所谓的“禽流感”而言，其推测的病原体——流感病毒，甚至都未被证实存在。相反，我们被要求相信它存在并导致疾病，仅仅是因为检测到一些选定的遗传序列。许多商业化养禽场的环境状况严酷且无可否认地不健康，这使得禽类持续承受各种压力，包括高度受限的室内圈养、过度拥挤、非自然饮食以及大量有毒药物，如疫苗和抗生素。没有必要把它们随后的健康问题归咎于虚构的病毒。
仿佛这些对动物福利的侵犯还不够，屠杀的叙事被用来恐吓公众，让他们相信“禽流感”随时准备从家禽业跳跃出来引发致命的人类疫情。所谓的卫生当局不是调查鸟类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是采取屠杀整群禽类的“解决方案”。这常常涉及野蛮的通风关闭技术，即切断家禽棚舍的气流，并将温度提高到致命水平。
不仅是禽鸟遭到如此大量的屠杀。2001 年，在英国所谓的口蹄疫“爆发”期间，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一个团队的成员，该团队“创建数学模型用于告知英国政府预防口蹄疫传播的最有效方法。”他们的模型“告知”英国政府下令毫无意义地焚烧超过 600 万头大多数健康的牛羊，这使英国经济损失了数十亿英镑，摧毁了无数人的生计。这些动物中没有一个存在传播想象中病毒的风险，而表现出任何疾病迹象的少数“聚集”牲畜只是可能共享了相同的环境条件。然而，病原理论的追随者仍然执着于他们的破坏性模型。例如，为了维持“病毒”幻象，一个动物版本的“无症状传播”被引入，以“带毒状态”的形式出现，据称这种状态可以在牲畜和野生反刍动物体内持续多年。他们似乎从未想过他们的测试并没有检测到致病病毒。就像人一样，动物生病的原因应该从它们的生活条件中寻找。
